作者 | 刘远举
知名财经专栏作家、 多家智库研究员
今年五一假期放假安排为：5月1日（星期三）至5月5日（星期日）放假调休，共5天。4月28日（星期日）、5月11日（星期六）上班。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看五一实际上就只放了一天假，而且假期前后的两个周末都要上班。
调休放假的槽点与合理性
这不是调休第一次被如此吐槽了。
2022年和2023年也是同样的情况，看似放了5天，其实两天来自周末，两天来自调休。实际只放1天。
人们觉得，为了“拼凑”出来一个小长假，却有前后两个周末被扰乱了。
1999年，为促进消费，春节、劳动节、国庆节改成休3天，并首次采用与前后周末相连，拼成7天长假的形式。2007年，形成了春节、国庆2个7天长假，五一等5个小长假。这样调休，有其道理。
为何采用这种休假方式？首先，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大，距离远，春节返家团聚，往返路上就要两天时间，剩下5天，对一年中最长的团聚假期来说，是必要的。其次，较长的假期利于人们旅游，促进消费，经济发展。
某种程度上，现在网上舆论基本是年轻人主导，希望不调休的声音高，或是因为这两年经济下行，或是疫情封控期他们旅行的意愿下降，不需要调休了。
而调休制度的本质，其实是一场“国家谈判”。
调休凑长假，是对带薪休假制度的替代——人们无法凭自己凑出长假，于是由国家来统一规划。
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很明确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，年休假5天；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年休假10天；已满20年的，年休假15天。而且，国家法定休假日、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但对很多人来说，别说连续请假、带薪年假，甚至双休本身，都挺难的。
带薪休假难以落实的情况，非常复杂，有政府部门执法与监管的因素，有公民权利的因素，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休闲意愿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。
我国幅员辽阔，各地经济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。对于三四线城市与乡镇来说，人们的休闲意愿相对弱一些，执法也弱一些。即便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中，基于该收入水平的休闲意愿，也往往被高估了。
那些呼吁弹性带薪年假的人，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对休假的坚持，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公司面前的谈判能力与强硬程度，过低估计了同事的竞争欲望——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，但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牺牲假期的人，更容易获得升迁、加薪。
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，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放缓。由于不少商业、生产活动停止了，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，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，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。所以，这种方式，强制降低了企业给员工放假的机会成本。
长假制度的实质，就是在个体劳动权利保护不足的情况下，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，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，同时，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。毕竟还有很多人需要长假，所以，调休制度是否该结束，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自己去谈判。
不如适当增加假期
实际上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中国人的收入增加，休闲的欲望在变强。
生活中，很多单位，民营企业，都提前一两天放假，然后返回时也可以晚一两天，这就是博弈出来的，是无数人的意愿形成的。这个现象已经很多了。
很多人认为，假期是国家给的，自然是没有成本的，免费的。但实际上，假期还是自己给的，少工作，就少收入。
有媒体在网上调查：你觉得春节放几天假比较好？选择有三个，7天；10天；15天。网友几乎都选择了15天。这似乎反映了民意，但实际上，这样的调查是没有意义的。
因为它假设了一个无成本的选择。实际上调查的选项应该是：春节放假10天，你愿意损失多少钱？300元，500元，还是1000元？
我的判断是，人们休假的意愿增强了，但还不足够强，或者说，人们只愿意为多两天假期损失300元，而不是1000元。
这个增加假期的意愿，不足以压过与同事竞争的意愿，不足以促成与老板谈判的行为。那么，这时就不足以通过分散行为形成一种趋势。
这个时候，国家不妨继续扮演谈判者的角色，不过，不是调休，而是增加法定假期。
四川省人大代表、甘孜文旅局长刘洪就建议：四川率先试点，将春节假期实际延长至9天。从中国的休假情况来看，也有空间这么做。如果剔除周末的双休，实际上，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.7天，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，属中等水平，与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持平。超过了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英国等发达国家，但低于荷兰、丹麦、瑞典等高福利国家，也明显低于日本、越南等国家。
考虑到中国带薪年假执行得并不好，所以，中国的实际假期会更低一些。
从工作总时长上看，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，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，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增加假期是合理的。
